缅怀张毅教授

（刘国雄）

1947年初，因解放战争急需军医。我党利用苏军托管旅大市的特殊地理环境，创办了一所短学制的医科学校，初名大连医学院，不久又更名关东医学院。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全国胜利在望。为适应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在大连创建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大连大学。关东医学院被并入，改名大连大学医学院，学制五年。原新四军卫生部长，著名医学家沈其震出任首任院长。该校于1949年1月正式招生。当时新中国尚未成立，沈其震院长利用其在爱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先后到香港、上海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招聘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到解放区服务。时为上海医学院药理科主任的张毅教授秘密离开上海，绕道香港于1949年3月抵达大连，并被任命为药理科负责人和教务长。翌年7月，根据东北人民政府的命令，又将大连大学分为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和大连俄文专科学校三所独立的院校[1]。

1965年国务院根据“三线建设”的需要，决定将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并于1966年初着手筹建。1969年5月9日，第一列南迁专列火车抵达遵义，从此，大连医学院有了新的校名：遵义医学院。

我是1951年初在上海考入大连医学院51级就读的。1953年初因结核病休学一年半，于1954年秋季复学至53级，1958年毕业并分配在药理学教研组当师资。在张毅教授的领导下工作了二十多年。对他渊博的学问、高尚的人格，深为敬佩。这里仅就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了解的情况作以下介绍：

一．曲折求学路，拳拳爱国心

张毅，湖南省宁乡县人，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一级教授，中共党员。生于1901年月11月18日，殁于1980年11月30日，享年80岁。他于1921年秋在长沙雅礼大学预科学习，1924年秋升学长沙湘雅医学院。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进驻长沙。长沙郊外农民运动蓬勃兴起，长沙城内工人和学生运动迅猛发展，其势如暴风骤雨。张毅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运动，在斗争中经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湘雅医学院系美国教会所创办，在激烈的革命斗争冲击下，学校当局决定停办，并将在校学生转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继续完成学业。张毅等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被视为“赤色分子”不予转学，因而失去了升学机会。无奈之下，几经周折于1927年转到武汉大学医学院学习。转学时没有转去组织关系，因而脱离了中共组织。由于该校学习条件远不及湘雅医学院，他感到十分沮丧。不久，叶挺部队扩充队伍，增设军医处和卫生队。他和几个同学弃医从戎，加入了叶挺部队，任上尉军医。1927年6、7月间，国民党夏斗寅军队向武汉发动进攻。他随叶挺部队进军江西九江、南昌。队伍在南昌举行了“八一起义”。而后，随队伍南下江西会昌，福建长汀，广东潮州。在潮州遭遇军阀李福林部队的袭击，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在向海陆丰方向转移时被敌人截击，队伍失散。他躲过敌人的搜寻，辗转回到了老家湖南宁乡。

1929年秋，他转到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名上海医学院）继续学业，1932年秋毕业。毕业后在上海医学院药理科任助教、讲师。1935年秋考取英国的庚子赔款留学名额，赴英国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于1938年秋获博士学位（Ph.D.）。1938~1949年初，在上海医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药理科主任。

1938年秋，张毅教授回到上海，当时上海已被日本所占领。他继续在上海医学院药理科任讲师、副教授。1942秋，升任教授兼药理科主任，其间曾兼任上海天丰药厂厂长，负责技术指导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和上海医学院麻醉科吴珏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黄耀曾教授合作研究，完成论文“脊椎动物心脏乳酸的活性”，“几种新合成的局部麻醉药的毒性，麻醉效能”， “几种新合成麻醉药的合成方法”等，通过贾登（Gaddum J.H.，英国著名药理学家）在《英国生理学季刊》（Quart J. EXP. Physiol）和《英国药理学和治疗学》上发表。

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张毅教授告别了朱恒壁教授和上海医学院，经友人介绍，取道香港赴老解放区旅大市，参加大连医学院的创办工作。据他回忆朱恒壁教授时说：“1926年朱恒壁教授来湖南湘雅医学院任教授，我是该校学生。后来我和他前后有过6年的共事。1932~1935年期间，他任上海医学院药理科主任兼教务长，我任药理科助教。他对我十分放手，虽然我那时刚刚毕业，没有什么经验，但他还是把药理学的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全都交我负责。1935年我赴英留学，1938年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医学院分成了上海和重庆两个部分。朱恒壁教授赴重庆担任上海医学院院长职务，颜福庆教授留在上海担任上海医学院院长职务。我从英国回国后留在上海。朱恒壁教授社会兼职多，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的秘书长和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1945年8月抗战取得胜利。1946年，上海医学院重庆部分迁回上海。上海医学院的同学会曾开会欢迎他。当时我是同学会会长，欢迎会由我主持，万正华致欢迎辞。在1946~1949年间，我和朱恒壁教授又在一齐共事，他任院长，我任药理科主任。他还兼任中美救济总署卫生处的组长职务。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即将南下，国民党统治快要崩溃时，朱恒壁教授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而留在上海。我在离开上海动身来大连之前，曾去看望他，并且把我将要前往大连的决定告诉过他。同时，他也对我的行动表示赞同，对我家的困难表示要给予照顾。在我离开上海之后，学校薪金仍然照发。他的爱人还到过我家看望，并问过我家有无困难。当我于同年9月份，从大连回到上海接家属来大连时，他又对我表示了欢迎。”

二．留学英国，潜心从事基础医学研究

据张毅教授回忆：“我是1935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生理、生化、药理学系当研究生的。我的导师是该系主任，著名的生理学教授伊文思（Evans C.I.）。因为，对别的英国人不太了解，而蔡翘和徐丰彦曾在伊文思那里学习过，因此我也选择了伊文思。到了该系之后，伊文思安排我和一个爱尔兰学生一齐做实验，很少机会能见到伊文思。为了能多学一点知识，也为了能搞药理学本行，一年后即1936年夏季，我转到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药物、药理、治疗学系学习。系主任是受体学说的奠基人克拉克（Clark A.J.）教授——国际著名的药理学家。克拉克和伊文思不一样，整天都在学校。他安排我单独工作，因此，接触的机会比较多。研究工作每到一个阶段，他就要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论有关实验结果和总结的问题，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意见，甚至研究的题目。他为人谦和、关心人，曾邀我和夫人到他家做客。1937年，我的长女希南在英国出生，他曾赠给我女儿一条小毛毯（笔者注：60年代初我们曾在张教授家见过，非常精制而别致），我也回赠他一付中国磁器（茶壶、茶杯、茶盘）。克拉克家藏书甚丰，他曾在一年中写过四本专业书，我很佩服他的学识和精力。1938年夏天，我的学业结束后，克拉克曾问过我，是不是愿意继续留在英国工作，他可以帮助，我说我决定回中国。1944年前后克拉克逝世了，继克拉克之后担任系主任的是贾登（Gaddum J.H.），他是张昌绍的导师。”

张毅教授留英期间主要从事脊椎动物心脏生理、生化机能与药物作用关系的基础理论研究。围绕哺乳动物心脏的新陈代谢、心脏能量来源以及在缺氧条件下，药物对心脏新陈代谢的影响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发表研究论文5篇。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曾被伊文思主编的《生理学新进展》，及美国药理学家索尔门（Sollmann T.）主编的《药理学指南》所引用。1950年初，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还来信索取他所发表的“脊椎动物心脏乳酸的活性”一文的单印本，说明其研究成果在当时还是引起同行们的兴趣和关注的。

三．为我国医药学教育的建设和发展而呕心沥血

1．执著的追求，无私的奉献  1949年初，张毅教授满怀对新中国的向往，应聘来到大

连医学院担任教务长兼药理科主任。当年他48岁，正是人生最成熟而有为的年华。面对大连医学院由专科改为正规的5年制教育，在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筹建新校舍、增添新设备、制定培养目标、建立各级教学组织、安排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怎样安排生产实习等等，可谓“百废待兴”。作为沈其震院长的助手，他主管教学、科研及师资队伍的建设，在关键问题上都要拿主意做决策，责任可谓重大。作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和学院的教务长，对于来自上级的会议及文件精神，他总是及时传达，组织有关人员学习讨论并认真贯彻执行。作为院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主席，他严格按照教学规律办事，重大问题依靠教研组主任作出决定。在教学中他强调有经验的教师上第一线；重视对学生基本知识、基础理论的讲授和基本操作的训练，强调既要教知识更要教方法。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大连医学院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医学院，在国内已经赢得了较高的知名度。这应该归功于以张毅教授为代表的，早期来到大连参加医学院建校的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很高的专业素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有执著教育事业的责任心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正是这一切为这所学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工作  1958年我被分到大连医学院药理教研组（注：当时的教学

组织统称教研组，1979年9月卫生部发文以后，统称教研室）的时候被安排在张毅教授的办公室。他除了每周有固定的时间到院部开会外，总是在教研组按时上、下班，从没有见过他迟到或早退。他的案头总是排满新到的英文书藉或杂志，一坐就是3、4小时，忙于阅读或写作，很少听到他说话。与我同时分配到教研组的还有苏成业，他是刚从沈阳医学院毕业的。当时，教研组除张老师以外，还有四名女讲师。张老师安排王利（应加王旁，因电脑缺字）文老师带苏成业，童恩荫老师带我。我和苏的任务是马上要带57级的学生实验。童老师是实验总管，作为我们的启蒙老师，她耐心地带我们做预试，教我们怎样抓兔子、怎样给家兔喂药、实验过程要注意什么问题、对同学的实验报告有什么要求等等。就这样，我们“现学现卖”开始了几十年的药理学生涯。

张老师是建国后首批（1955年）招收研究生的导师。由于反右运动的影响，我们到教研组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从事实验研究。师兄袁文学从事降压药的实验研究、师姐陈敏珠从事利尿药研究、师姐程秀娟从事抗肿瘤药的研究。我们初到教研室，一切从零开始，既新鲜又好奇，有时间就到研究室看看，有时还争取当当助手。每两周左右，研究生都要把实验进展情况向张老师汇报，只要有机会我们也参加旁听从中受益。张老师对研究生的要求十分严格，特别是在预试验阶段，经常深入实验现场，观察和了解所用的方法是否可靠、指标够不够客观、重复性如何、动物的状况是否符合实验本身的需要等等。并强调一定要记好并保留实验的原始记录。他常常告诫大家：做科学研究并没有什么神秘，关键是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既不要夸大，也不能缩小。他的这些言传、身教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有一天我将夜里在宿舍抓获的十多只臭虫装在小瓶子里，第二天带到研究室并将其磨碎制成浸出液。我请师兄将实验结束后不用的家兔借我一试。当我把浸出液静脉注入家兔体内后，血压明显下降而且持续相当长时间，我十分高兴，以为发现了什么降压成分了。我把实验记录请教张老师，他问我注射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是臭虫浸出液。他淡淡一笑告诉我：“许多蛋白质成分静脉注射都会引起血压下降，这是非特异性的降压，未必有什么意义。”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发现一个新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做学问就必须一点、一滴从基础开始积累。对我而言，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发明、创造，而是老老实实地熟悉教科书和参考书的内容，学习和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没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相关技能，任何发明、创造都是不现实的。我庆幸自已身边有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老师和长者，自已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陈毅副总理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改称“劳动知识分子”）之后，知识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高校都为有真才实学、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配备助手，我有幸被张毅教授选中。我除了完成带实验，讲小部分大课（教研组给予的锻炼机会）之外，在张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开始了仙灵脾及乌苏里黎芦混合碱的实验研究工作。

1963年，因反右中断多年的研究生招收工作开始恢复。当年张老师有两个招生名额，我表示要报考张老师的研究生。张老师知道我的想法后向我解释：“研究生培养任务就是让他知道怎样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你已经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就不要报考了吧。留下名额可以给国家多培养一些人。”这是张老师的一贯思路。当年招收了哈尔滨医学院的冯克玉和山西省药检所的吕向华，他们是张老师的第二批研究生。

1964年4月份，张教授应邀赴上海，为张昌绍教授担任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药理学》担任主审。他把我带到上海，让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教研组呆两周，听听他们怎么讲课、怎么带实验，还要到他们各个研究室转一转，看看他们的实验研究工作。中间还抽空到上二医药理研究室参观他们怎样给大鼠测量血压。另外两周，张老师委托丁光生教授把我安排在李晓玉、陈维洲的心血管研究室参观学习，中间也抽出时间到邹冈的神经药理实验室和曾衍霖的代谢研究室参观学习。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一个月的参观学习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路，对我以后的工作受益匪浅。每念及此，我永远不会忘记张老师的良苦用心。

1965年第三批研究生进校，他们是南京药学院毕业的韩国柱和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罗继程。按当年规定入学后先下乡一年搞社教。回来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暴发，他们也就各谋出路了。

1972年，大学恢复招生，首批工农兵大学生进校。业务荒废已久的各级教师纷纷重返课堂。久乱思治，广大教师普遍希望加强业务学习和外文学习。教研组（时称三连一排）恢复了定期的读书报告活动，并组织每周半天的专业英文学习，由张毅老师亲自选择教材，亲自辅导，并持之以恒，以提高大家的阅读能力。他还为青年教师指定有关的英文论文，要求他们全文中译，然后逐句、逐字地为他们修改，以提高他们的笔译技巧。遇到一些和教学与科研课题有关的新进展、新观点的文章，他都会借来，说：“这篇文章你们可以看一看。”在极左年代做到这一点是要承受很大政治压力的。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报名的人很多，教研组原计划招收2、3名。但上线的有五名，他们是：韩国柱（65级研究生重考）、黄燮南（上一医61级）、李淑媛（本院64级留校生）、刘杰（本院75级应届生）和宋烈昌（中山医63级，第二志愿转来，总分偏高）。怎么办？是由高到低取三名，还是上线的都收。王老师说：张老师的意见是今年5名都收，明年不招。王老师则担心一次招这么多，实验条件跟不跟得上是个大问题。王老师征求我的意见，是不是再跟张老师商量商量。我了解张老师考虑问题历来比较慎重、全面，因此，没有敢向张老师提出来。最后教研组在实验工作上作了分工：王利文负责刘杰；苏成业负责韩国柱；曹士宁负责宋烈昌；刘国雄负责黄燮南和李淑媛。当年全院共招收研究生16名，其中药理学占了5名。听说（我没有文字依据）1978年贵州全省八大院校招收研究生的总数才20出头，遵义医学院占了大头。后来的实践证明，张毅教授的决策完全正确、功不可殁。

除了培养研究生外，张毅教授还多次受卫生部委托举办师资进修班。历年慕名而来的进修生也为数甚多，可谓桃李满天下。

3．潜心教材和大型药理学参考书的建设  建国之初全国没有通用的教材，各校所用的教材多是教师自编的油印讲义，其内容取舍主要决定于教师个人的理解和兴趣。有关药理学的参考书更是罕见。早在1951年张毅教授就编写了一本铅印的正规教材《应用药理学》由大连医学院出版，曾一度再版，主要供本院药理学教学使用，但也被一些学校所采用。1958年他受卫生部委托主编供全国药学专业使用的《药理学》教材（人民卫生出版社），并于1962年和1964年两度修订再版，由张昌绍教授担任主审。同时他也担任由张昌绍教授主编的供医学专业使用的《药理学》教材的主审工作。1964年，他和张昌绍教授联合主编了大型的药理学参考书《药理学总论》，第一卷（人民卫生出版社）。该书主要由当时站在该领域前沿，从事实际工作的中、青年专家执笔，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张毅教授负责该书总论部分的撰写。原计划还要二、三…..卷地出下去，由于“文化大革命”使计划化为泡影。

张毅教授历来十分关心我国药理学教材及参考书的建设。他对药理学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发展十分敏感，很注意在他的著述中加以汲取而不墨守成规。他编写的教材，文字简练、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启发性强，学生读了易懂因而别具一格，很受学生的欢迎。十年动乱结束，高校恢复正规的本科招生后。张教授意识到加强教材建设的紧迫性，他认为要培养高水平的人材，就应该有高质量的教材。因此，他不顾年迈亲赴杭州参加由叶雨文和卞如濂教授主编的《基础药理学》一书的编写并担任主审（浙江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年）。此外，他还应邀参加杨藻宸、江明性教授主编的《医用药理学》（第二版），总论的编写及主审。以及由中山医学院主编的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协编教材《药理学》的编写。1980年6月, 尽管天气已很炎热, 他不顾劳累，亲自到武汉参加《医用药理学》的审定稿会议。对于国内后起之秀编写的大型参考书如：《药理实验方法学》、《临床药理学》、《中药药理与应用》等，他都是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此时，恶性肿瘤已经偷偷在他腹腔中生长。师母曾提示过：“你的肚子怎么大了”，他笑笑说：“我胖了”，他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很少考虑自己的健康。

4． 重视科学研究工作，认定参加科学实践是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途径  张毅教授十分关心我国药理学科的发展。早在建校初期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欠缺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科学研究方向，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到中药在我国应用有几千年的历史，例如，大黄用来导泻，使君子可以驱蛔虫都是公认有效的，而且不论古人、今人在描述它们的作用时，用的也是共同语言。另一方面，由于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对药物作用的理解，用现代医学理论很难加以解释。他认为要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可行的途径，就是采用现代的科学实验方法，对现有常用的中（草）药进行实验研究，从事实出发，加以整理和提高。然后，用现代医学上通用的语言对中药的作用和作用原理加以阐述，这是落在我们这一代药学工作者肩上的共同任务。因此，早在50年代初期，尽管那时仪器设备条件差，动物供应也很困难，他还是领导教研组成员，对利尿、降压、降血糖、抗肿瘤这4类能够用客观指标予以衡量的药物加以筛选。结果发现在数百种中药中，利尿药的阳性率最高，降压药次之，抗肿瘤药及降血糖药几为阴性。在广泛筛选的基础上，然后集中目标，再对具体药物的有效成分进行给药途径、量-效关系以及作用原理的分析。

他还认为像我们这样非重点的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主，但教师还必须参加科学实践。因为书本上的知识都是从科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师只有知道知识的来龙去脉，才能对书本知识有深一层的理解，也才能教好、教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参加科学实践。他很不认可做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的“教书匠”。他认为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不断求新不断进取，“但也不能以为只有阳性结果才有价值，阴性结果同样也有价值，阴性结果可以使别人少走弯路。”何况“科学研究探索的是未知事物，出现阴性结果也是很自然的，关键是实验结果要准确可靠。”而且“参加科学实践，不论阳性结果还是阴性结果，对提高工作能力增进科学素养都是十分重要的。”

5． 非常强调“实事求是”是科技工作者必需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1958年，全国

处于大跃进的热潮之中。在医药界最明显的变化是强调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学院的教学计划中增设了中医课，医院也开始设置了中医病房和中药房。许多名中医被请进了医院，请进了高等医学院校，而在此之前中医师一般都是个体开业单独授徒的。全国各省区都办起了一所中医学院，大规模培养中医人才。许多大城市也都建立了中医院。西医学习中医和开展中医、中药研究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取得研究成果的报道也如雨后春笋。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在我国学习的朝鲜留学生金凤汉。他声称发现了“经络小体”，使得中医的“经络学说”由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可见的实体，这无疑是祖国医学理论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种 “经络小体”也被命名为“凤汉小体”。“经络小体”的发现，引起了众多医学科学家的关注，因而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最后的结果令人失望：所谓的“经络小体”是人为地植入到组织中的。骗局被揭穿后，金凤汉也因羞愧难当而自杀。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才刚刚入门。张老师常常利用这一事例教育我们。他十分强调，在科学问题上，一定要讲求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有多少事实就说多少话，既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从事物外在的表现中理清其内在的规律，从而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提高一步。任何投机取巧、抄袭、造假、行骗等行为都是违背起码的科学道德，其结果不但害了别人最终也会害了自己。他强调：对于一切科学成果的利用或发表都必须严格遵循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不能随心所欲。张毅教授言传身教几十年，深深影响了他身边的几代教师和广大学生。学习他严谨的治学思想和科学作风，在今天仍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四．一向关心青年，重视老教师对中青年教师的传、帮、带作用

张毅教授一向主张：“老教师对中、青年教师应起传、帮、带的作用，关心他们的成长,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不仅这么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自己的主张。

1. 做青年教师后盾，让他们早受锻炼  张毅老师从他自身成长的体验中得出结论，年青人应当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早些经受锻炼，并认定早锻炼早成才。1963年初，有一天下午，张老师告诉我：他接到通知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医学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市里中华医学会旅大分会安排他一个学术讲座，题目是：“抗高血压药的进展”。学术报告会已经通知到各个基层，不便改期。他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因为毫无恩想准备，听后感到愕然。参加工作以后听过一些学术报告，但从来还没有想过自已来做学术报告。张老师好象已经估计到我的心事，便鼓励我说：“不要紧张，万事总是有一个开头，准备好了就不要怕。我已经替你拟好了一个提纲，准备了一些杂志和参考书，你抓紧阅读一下，把内容充实起来。另外，你还可以结合自已的实验工作，做些介绍。”甚至用什么图表张老师也提了建议。一周后，我来到中苏友谊馆的会议报告厅，400多个座位已无虚席，当然，他们是来听张教授的报告的。主持人说明情况后，登台的却是我这个“小年青”。由于张老师帮助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和支持，虽然是初次上台，倒没有张老师给我交待任务时的紧张情绪。在会议休息期间，不少医务工作者向我提出很专业的问题，我会的做了如实的回答，不会的我记了下来，答应回去请教后再做答复。一周后张老师回来了，他说：“上次你的报告反映不错嘛。”我知道这是张老师在鼓励我。他一向主张人才培养一定要早些在实际工作中来锻炼，单靠读书是远远不够的。

2．慧眼识珠在关键时候不忘给青年人以“点拨”  在这一方面我有切身的体会。1972年教学任务恢复之后，科学研究工作也提到日程上来。但是，当时的条件十分困难，特别是遵义医学院是当时遵义市唯一一所大学，很难借助外在条件。这样，要做实验就逼得你动脑筋，自已制造设备和创造各种条伴。当时，全国都围绕在攻克“老慢支”及其它常见病这个“大方向”上，我们虽无“攻克”的雄心，但还是愿意做一些工作。当我把镇咳药实验结果准备拿去发表的时候，张老师说：“你用的这个实验装置有一定的创新性，也可以整理一下发表供大家借鉴。”受张老师的启发我以“引咳实验装置的改革”成文，经张老师修改后发表于学院的《科技资料》上。事过两年，四人帮倒台，全国学术刊物逐步复刊。有一天突然收到《中华医学杂志》的约稿通知，要我把登在我院《科技资料》上的文章充实修改后寄给他们。不久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会来函通知，因为《药学学报》也已复刊，本文已转登于《药学学报》。实际上当时许多实验根本没有现成的仪器可供直接使用，都要靠自已动手改装或制作。有了中华医学杂志约稿的经历，我很快整理出“用豚鼠评价止喘药的记录装置”、“大鼠光电测血压法”、“大鼠心电测量法的改进”、“小鼠自发性活动记录法的改进”等几篇文章相继在《药学学报》和《药学通报》等杂志上发表。特别是“大鼠光电测血压法”一文反响最大，先后索要资料的有40多家。还有几家派专人来学院参观学习。设想如果当初没有张老师一句话的指点，后面这些情况也都不会发生。当年从事科学研究，主要从完成任务和兴趣出发，不存在“利益驱动”也没有什么“实惠”。我提到这些往事，主要是想说明，关键时候老教师的“点拨”对青年教师有多么重要，没有张老师的提示，我确实没有想到过这些文章有必要发表而且可以发表。

张老师的传、帮、带作用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向如此，一生如此。他虽然工作很忙，但只要有时间，他会经常出现在实验室观察实验。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研究岩黄连总生物碱的时候发现该药有镇静催眠作用，他就提示我们要注意区分是镇静催眠作用还是安定作用。进一步实验的结果，果然证实该药的作用特点符合张老师所料的安定作用，而不是一般的镇静催眠作用。又如，他的50年代中期的研究生曾从事中药钩藤的镇静和降压作用的研究工作，但当时限于条件，用的是粗制剂，后来虽委托兄弟单位作进一步化学提取工作，但没有成功。十年动乱刚结束，他从杂志上看到有人用钩藤总碱治疗高血压的报道，就提出钩藤这个药值得进一步研究。我根据张教授提供的线索找到有关人员，并委托分离出纯度很高的钩藤碱和异钩藤碱，使实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对该药的认识也大大深化一步。

五．关心学会建设，提倡学术民主

据张教授回忆，他于1932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即加入中华医学会。当时规定凡新会员一次性缴纳会费60元，即可成为终生会员，他按数交纳了，因此属于终生会员。他于1934年加入了中国生理学会，因该会规定，申请入会者必须在专业范围内从事工作满两年并有一定成绩者才吸收入会。他入会当时，全国包括生理学、生物化学和药理学工作者，会员不过四、五十人，会长是协和医学院生理科主任林可胜教授。学会发行的刊物是《中国生理学杂志》，论文要求全英文书写，每篇之后附有中文摘要，入会后他曾在该刊物发表过几篇文章。说明年轻时代他就热心于学会工作。

1．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应该独立思考，态度鲜明，要有自己的创见，不怕做少数派  1961年10月8日至16日中国生理科学会在北京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药理专业学术讨论会。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是“大跃进”以来，药理专业队伍迅速扩大，全国各地都在寻找新药，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工作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亟待交流和总结。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寻找新药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际”。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我国知名的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张毅教授、周金黄教授、金荫昌教授和丁光生教授等，此外，还有从事植物、植化、药化、生化、统计、临床等专家。他们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就寻找新药提出见解。通过讨论，互相熟悉彼此的语言，为以后的协作奠定了基础。针对当时片面地强调向苏学习，张毅教授在讨论中作了如下的发言[2]：“我认为在学术问题上要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反对什么，赞成什么，态度应该鲜明。观点要明确，不要模棱两可。其次，在学术问题上要有自己的创造，提倡标新立异，而不是人云亦云，不怕做少数派。一个新的创造性的见解在开始时常常是不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的。在我国优越的条件下，为了创立新医药学派，更需要我们在学习前人和国内外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无论是老年工作者或青年工作者都应如此。几年来，我国和世界其它各国药理学都有很大发展，从一般原则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寻找新药来说，寻找新药是一个实际问题，但理论对寻找新药的指导意义，现在比过去越来越清楚了。许多新的合成药都是从同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相似，作用相似或作用相反的理论出发，将已知药物的化学结构加以改变而取得的。但是，对于某些疾病，如病毒之类，尚未发现任何有效药物。找出新药后对理论又会有所发展。理论和实际是相互结合的，临床药理学的出现也是药理学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应该发展。许多药物是通过临床观察找到的。它对研究中药更有特殊意义。总的说来，我认为从长远打算，我国药理学应多做理论研究，通过理论研究可以找到新的线索，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当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进行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将有助于理论问题的探讨。

（2）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过去有人认为分析研究不符合整体观点，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没有分析就不能进一步综合，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工作往往有助于更好的综合。例如，胰岛素能降低血糖，但为什么能降低血糖呢？通过分析研究才知道是由于胰岛素影响了机体代谢的缘故。我国药理学的分析研究工作应该加强，生化药理应该发展。

（3）分工与协作相结合：各单位的水平和条件不同，任务也不一样。我认为一般说来高等学校可对药物的粗制剂进行初级筛选工作和初步的药理分析工作，做到器官水平；而研究机关和一些条件好的医学院可以筛选纯化合物，并对选出的药物做到一些比较深入的工作，做到分子水平。这样分工合作可使工作的进展和水平的提高更快一些。”

2． 遵循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从不以权威自居  张毅教授虽然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但历来很谦逊、谨慎，从来没有听他议论过谁的不足。院内外，省内外前来请教的人不少，他从来是诚恳接待、热心帮助。他替别人修改的稿件，交还时往往都要加上一句：“我改的也不一定就对，只供你参考。”由于他作风民主，教研室教师在他面前也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例如，在教研室组织的每周一次专业英文阅读学习会上，某一句子有的人认为应该这样译比较好，但也有人认为应该那样译比较好。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就请张老师翻译。张老师翻译后，有人不理解的还可以提出意见，提对的他就给予肯定，不妥的他就给予纠正，一时不能理解的还允许保留意见。又如，1977年恢复5年制招生后，对77级的药理学教学安排上，他强调要重视学生的实验课教学，他常说：“药理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不做实验，药理学科就不会向前发展。”在实验课备课会上，实验总管对学生实验报告的书写格式提出了一份方案，但有的带教老师有不同的意见，实验总管就请张老师写一份示范报告，张老师也欣然接受了。两天后张老师写的学生实验示范报告贴在了学生的“学习园地”上，这在全国名教授中可能是少有的。

3、热心学会工作，积极支持学术交流活动  他一向关心并积极参加学会组织的各项动。1964年8月，中国生理科学会1964年学术会议及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大连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生理、生化、药理、病理生理、营养和生物物理六个专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许多老前辈和知名教授如：蔡翘、候宗濂、朱恒壁、王应睐、邹承鲁、王德宝、冯德培、张昌绍、金荫昌等，生理学界的标兵彭加木也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数约300人左右，被认为是我国生理科学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在分专业的报告会上，年过七旬的朱恒壁教授作了“药理学中量的问题”的报告，强调了数学在药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他是六十岁以后才开始研究数学的。张昌绍教授作了开幕词，张毅教授致闭幕词。作为这次会议的东道主，张毅教授组织学院有关部门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使大家在怎样组织大型会议方面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与会的同志对大会的组织工作也感到十分满意。遗憾的是，在知识份子企盼今后有更多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同时，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在市委负责人为大会所作的“以苏为鉴”的报告中，不点名的批评了冯德培教授为大会所作的专题报告的幻灯片中直接使用英文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园”。随着“反修防修”、“四清运动”的步步深入，知识分子开展学术活动的愿望也渐渐化为空中楼阁。

4．十分关注动乱结束之后学会的重建工作  十年动乱，学会组织解体、工作瘫痪，使我国药理学的研究工作与国际的先进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药理学工作者的队伍也呈现出明显的青黄不接状态。因此，动乱结束之后，根据全国药理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于1978年9月在青岛召开中国生理科学会第十五届全国学术会议，张毅教授作为理事是当然代表，由于年事已高，不能适应遵义至青岛中途换车的旅途周折，拟派我代他出席。但紧接着要在上海召开中国药学会全国地区学术会议，张老师要我陪同他出席上海会议，因此放弃了青岛会议。10份参加两会的123名药理专业代表齐集上海慎重联合签名，向中国科协提出成立中国药理学会（一级学会）的申请。此次会议期间，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全体与会的代表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弃世的我国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缅怀他对我国药理学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会后张毅教授亲自到张昌绍教授家看望其夫人史伊凡并进行慰问和叙旧。在上海期间，张毅教授还专程去看望了他的老朋友，著名的生理学家徐丰彦教授。

经全国科协批准，1979年9月9日—15日中国药理学会（Chinese  Pharmacological  Society）在成都成立。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张毅教授应邀作了“我国药理学的回顾与展望”的专题报告，并为国家科委正式批准，将于1980年出版的《中国药理学报》（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写了创刊词。他在创刊词中指出：全国药理学会的成立和《中国药理学报》的出版，必将促使我国药理学以更高速度向前发展。并对该刊提出：发扬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开展理论和分支科学的研究；开展中医中药理论的研究三点希望。在这次大会上，周金黄教授被推选为中国药理学会首任主任委员，张毅教授被推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药理学会成立之后，理事会鉴于中国地方过大活动起来不够方便，因此，建议建立地区性的药理学会进行活动，每两年一次。西南地区的与会代表一致建议第一届西南地区药理学成立大会定于1980年8月4日在贵阳举行。此前，贵州省还没有建立生理科学会的学术组织，经贵州省科协批准，同意建立中国生理科学会贵州分会。于是两会的成立大会和学术会议一并举行并推举张毅教授负责统筹，具体由贵阳医学院的夏炳南主任和贵阳中医学院的孙学蕙主任负责操办。7月下旬张毅教授派我到贵阳协助夏、孙二主任。2天后我回来汇报筹备情况时，王利文老师告诉我张老师昨天住院了，我大吃一惊。原来，7月27日夜间，张老师在看电视时感到腹部不适，自已用手摸到一个包块并经医生证实。第二天一早即住院检查，经剖腹探查，发现属恶性肿瘤且已错过手术最佳时期，因此只好采取保守疗法。师母知道后十分焦急，张老师却平静地劝慰她：“还可以依靠医生治疗嘛，能多活几年多做些工作固然好，但是，如果马克思一定要如见，也要想得开，人总是要死的嘛。”就这样张老师无法出席他亲自操办的《西南地区第一届药理学术会议暨中国生理科学会贵州省分会成立大会》，只好写了一个书面的开幕词由我代念。

六．顾全大局，关心两校发展前景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大连医学院，1979年初大连医学院正式开院。当年由大连内迁到到遵义来的教职员工和干部，绝大多数都希望把遵义医学院搬回大连。而张教授却从全局出发主张：“大连医学院、遵义医学院，这两所院校都要把它们办好。这两所院校，我们都付出了许多劳动和心血，国家化了许多钱。办好两所院校，标志着我们事业的发展。‘四化建设’也需要我们同心协力办好这两所院校。大连条件好，要认真考虑把大连医学院这所老校恢复好，但也要照顾到遵义医学院继续办好。”同时，他还主张：“要在办好两所学校的总原则下，考虑人员、图书、设备的去留问题。要上、下充分发表意见，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拟定出一个既现实又双方感到满意认为可靠的方案。自己人不要搞斗争哲学，要团结、协商、相互支援。人员的去留，要尊重本人的愿望。否则，两所学校都会受到损害，都办不好。我们药理学教研室，我就同意分成两部分。中年人担重担，更容易受到锻炼、成长，人才聚集在一起，一些人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 ”在教研室议论人员去留的时候，张老师就明白表示：“成业（籍贯沈阳）可以回大连，国雄（籍贯福州）就不要回去了吧。”由于当时两省尚在谈判阶段，那些人留，那些人走，都没有定论。但对张老师的安排我是能够接受的。张毅教授前半生为大连医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后半生又为办好遵义医学院操心献策，他对两所学校都倾注着深厚的感情和心血。他说过：过去我们把整个学校都搬了过来，犯了错误；现在把整个学校再搬回去就重犯了过去的错误。何况贵州人民也需要这所学校。遗憾的是在两省正式签约之前，张毅教授就因病逝世，后来的事态发展与老人家的设想出入甚大。

七．心胸开阔，品德高尚，极具人格魅力

1．心地善良，遇事总是先替他人着想  70年代末，浙江省一位青年科技工作者声称自己发现了心肌细胞可以再生，是国际首创，因而，被我国的著名作家杨沫视为知识界的典型，写了报告文学在报刊发表，影响很大。但是，该研究工作由于实验方法不过关，本身误差很大，实验结果可信度不高，因而在同行中引起很大的争议。于是，该青年专程乘飞机来到贵阳，然后转乘了5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遵义（当时坐飞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更不象现在长途汽车两个小时就能到达遵义，不是下了很大决心是不会来的。）找到教研组，当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他要求见张毅教授，教研组副主任苏成业同志考虑到张老师年事已高，而且有早睡的习惯，建议他明天上午8时再来。但该青年心急如焚，希望马上能见到张教授。无奈之下，苏老师把情况电话告知了张老师。张老师说人家专门从浙江赶来，不容易。于是请该青年到他家用晚餐，餐后立即详细询问了他的工作，仔细看了他的论文和资料，给予充份的鼓励，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第二天该青年离开时，十分满意，觉得张教授不但学术水平高，问题都能谈到点子上，而且为人诚恳。虽然他是全国知名的专家，但一点不摆架子，而且还十分热情地给予招待。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张教授都是关怀有加，一视同仁。

1980年8月，张老师因患癌症术后在家休养。已经复办的大连医学院党政领导来信请他到大连休养，特别说明已替他准备好房子另备有助手房子。师母问张老师意见如何，他摆摆手说：“大连医学院刚复办，房子也很困难，不要增加他们的负担了，再说国雄的爱人身体不好家里也需要他照顾，让他去不合适。”遇事他总是先替别人着想，执意留在遵义休养。

2．再大的委曲也没有改变他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  1980年暑期的一天，我去看望术后在家休养的张教授。师母见我来了含着泪水对张教授说：“国雄是个好人哪”，我不知所指。她接着说：“刚来遵义时谁也不敢来看我，国雄把引火柴给送到家里来”，说完脸上还露出无比委曲的神态。经她提醒，我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南迁之前，张老师作为旅大市副市长，住的是市里分给他的一幢位于劳动公园内的日式二层花园洋房，他住在一层楼，二楼住的是另一位副市长。不仅环境好，面积也相当宽敞，暖气、煤气、电气设备齐全，生活方便的程度远在一般群众水平之上。南迁时正值“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张老师是作为被“专政对象”和全院职工一起迁来遵义的。随迁的只有师母和尚未成家的小儿子，而小儿子身体不好，需要师母的照顾。在全国“文化”正在“大革命”的时候，在遵义破土动工的新校舍建设，贯彻大庆“干打垒”精神，即砌墙不用砖，而用砂石和水泥直接浇灌。这样，既节省时间又节约资金，被誉为“土木建筑技术革命的新成果”，其建筑质量不言自明。在住房分配上是按人头进行，张老师只有三口人，分在11栋一楼，面积不足15平方米的住房一间，另有一间三平方米的两家合用厨房。厕所和上下水则是6~8户共用，这一住就是8个年头。对于这些来自大连，烧惯了煤气的我们，一下改为烧煤，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常因熄火而断炊，而对师母来说其困难程度和反差之大更可想而知。有一天工、军宣队广播通知：“为了照顾大家生火用的檗柴，每户分配50斤，请速去木工厂领取。”张老师家离木工厂很远，家里没有劳动力，因此听到广播后我就用自行车替师母送去了。没有想到她一直记在心里，而我早已没有印象了。当时，是左得出奇的年代，虽然表面上住房按人头分面积似乎很公道，但朝向差的房子以及一楼或四楼（最高层）的房间绝大多数都是照顾“臭老九”的，被专政的对象更不必说了。我给师母送木柴在当时自然也是属于没有划清阶级界线的一种表现。但是，当张老师恢复工作以后，依然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从来没有把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挂在嘴上、放在心上。

八．面对死神泰然自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9年，7月28日，张老师因发现腹部肿瘤住进医院。手术后刚能坐起他就迫不及待地读起书来。教研室同志前来看望，他询问的都是有关教研室教学、科究和研究生实验进展情况。大家怕他操劳，有意不谈工作劝他多注意休息，他说：“人活着就要工作，不工作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在病中他一直惦记着：“我还有5个研究生没有毕业，还有几本书要编审，如果能再给我一年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化疗第一疗程，三次用药未见疗效，他的腹围继续增大，加上腹泻和输血反应的折磨，老人家体力愈来愈虚弱。外省请来会诊的专家都曾是张教授的学生，他们对张老师十分敬重，征询他对治疗的意见，张教授说：“现在我是你们的学生，要向你们学习，听你们的诊治决定。”对院内的医务人员，张教授也一再表示：“现在我是你们的病人，一切听从你们安排。”整个住院期，医务人员异口同声认为：“老院长平易近人，是最合作，最容易侍候的病人。”他立下遗嘱，身后将遗体解剖，把肿瘤制成标本，献给教学、医疗、科研使用。在重病期间，他谦逊地总结自己：“我这一生一没有当绊脚石，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二没有阻碍年轻人的成长。我自己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只是把我自己所有的知识，无保留地告诉了年轻的同志，通过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而我只是起到了垫脚石的作用。”我们的国家和人类的社会多么需要这样闪闪发光的垫脚石啊！住院院期间，我们晚上轮留到病房陪宿，他交待的都是工作。他对我说：杨彤和张世武还没有独立的研究题目，要关心一下他们，不然以后他们会抱怨的；要和贵阳中医研究所植化室加强联系，他们能力很强，提取的东西需要做药理实验，正好可以和我们取长补短；这次两会开得很成功，你去要两份会议资料，一份给周金黄教授寄去，一份给宋书元教授寄去。他身在病房、心在工作。

1980年11月底，刘杰和宋烈昌在重庆中药研究所（那里有研究所需的设备）进行的课题已经完成，教研室派我到重庆办理相关手续，接他们回来。在我到达的第三天，收到苏老师发来的电报：“张老师病故速回。”原来我走的第二天张老师离开了人世，时为1980年月11月30日。去重庆前，怕影响老人家休息，没有向老人家告别见他一面成为我终生的遗憾。按中国计岁习惯，张毅教授享年80岁。

张毅教授虽然离开我们有20多年了，但他一生竞竞业业为党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是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努力进取，做好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他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是留给后人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张毅教授是一位善良的老者、真正的学者，不愧为后辈学习的楷模。张毅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参考资料：

1．贵州省高等学校校史汇编  贵州省教育委员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9年。

2. 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秘书组编著。寻找新药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际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