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裘老师

――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牛义民）

我在1982年被大外科确定从事胸心外科专业时，正值大批南迁的教师回迁大连，这些教导过我们、帮助我们入门、指导我们成长的老师一个接一个的迁走了，作为一个进入外科领域还不算久、技术上不成熟的青年医生看到这些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人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所刚组建不久的学校，内心是痛苦的，也感到未来不知怎么办，十分彷徨。幸运的是在省委领导的关心下，有关组织把李绍裘老师劝留了下来，肩负维持、发展医学院的使命，李绍裘老师的留任，使我得到了一位好老师。

李绍裘老师一生可以说是坎坷的。他曾经在青年时期被误划为右派，并被迫放弃他热爱的临床一线的工作，下放到动物手术学实验室做一般的辅助工作。壮年时期为了支持攀枝花市的医疗事业，作为专家派驻到攀钢医院，在那里又被摔断了股骨颈，尽管作了手术，从此难以离开手杖，并且至今仍受着疼痛以及行动不便的折磨。虽然如此，李绍裘老师从未放弃医学事业的钻研，在人生的艰难打击和生活面前都充满了乐观和信心。就在他被打为右派，下放实验室期间，正值中国胸心外科界引进体外循环技术，探索用体外循环这一在当时难度特别高、风险特别大的技术来解决各种心脏疾病用外科手段治疗的时期，李绍裘老师埋头在实验室认真探索试验，经过他与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终于将这一先进技术应用到了临床并获得成功，使当时的遵义医学院成为全国仅有的几家能开展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的单位之一。

胸心外科的其他高层老师回迁大连后，科内人员青黄不接，尤其缺乏主心骨，尽管李绍裘老师承担着学院党委和行政繁重的管理任务，每一次胸科或者心脏手术他都不顾腿痛的折磨坚持上台，在台上给我们壮胆，为我们把关，强忍着伤痛，坚持到我们安全的结束手术。在李老师的心目中，每个手术成员的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和十分重要的，都要尊重，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他每次做完手术下台时，都要转身过去，面对上手术台的器械护士，微微颌首道一声：“你辛苦了！”。这么轻轻的一声你辛苦了！它体现出了老师对人，对技术的尊重，也是老师发自内心的问候，是老师长期修养成的素养的一个侧面的体现，在我的工作中也想向老师学习，但是因为素养不够，连皮毛都没有学到。

在个人生活方面，李绍裘老师是十分节俭的，记得他退休回大连定居临走前，我们科的人都去帮忙收拾，打包托运行李家具，李老师的全部家当就是几件旧床，书柜以及自己做的旧沙发，他吩咐我们这些东西每一件都要打包运走，而家具中较新的沙发、写字台是公家给他配的，这些全部留下还给学校，不能运走。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台灯，李老师用其亲属从国外带个他的雀巢咖啡的空玻璃瓶，在瓶底和瓶盖上钻了小孔，穿过电线，接上灯头和灯泡，就是他夜间伏案读写的台灯，在这盏等下签署的是学院的文件、制定了学院的规划，也修改了我的硕士论文。李老师一面看着我们打包这些旧家具物品，一面自言自语：这些东西跟了我几十年，用出了感情，割舍不下，不能丢，不能丢！李老师是贵州省管的高级干部，他从来不以此自居。回到大连定居以后，老师尽量不增加组织上的麻烦，从来没有向省委和医院提出什么要求，就连份内的应该提出的要求也不提。他因为疾病05年动了一次肠道的大手术，手术后又承受了多次化疗，去年我和学院领导一同去大连出差顺道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显得很高兴，也很乐观、豁达，和我们谈起他的手术，手术后的情况，像一个专家在分析另一个重病人的病情：手术切了些什么、淋巴转移的情况、化疗后的反应、下一步的治疗等等，点点滴滴，仔仔细细，清清楚楚。让我听来心酸，也替老师在重病的状态下能保持这种好心态而高兴，摆谈的过程中，更多的谈到的是学院、医院、胸心外科的现状和发展，老师通过各种途径，尤其是通过网络，时刻关心着遵义医学院的每一项成就和这几年的发展变化，话语中不断流露出希望遵义医学院以及附属医院取得更大的成就和更深远的发展。

探望接束准备离去时，我看见他的老伴吴伯涛老师准备给我们诉说什么，被李老师坚决地制止了，出门上车时其女儿才含着泪告诉我李老师回大连定居后遇见的一些困难，并反复强调老师不许告诉我，不许给单位和组织增加麻烦。

这就是李老师，我永远的学习的榜样――他心中装着国家，集体远远比自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