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陈荣殿教授

（余志豪）

陈荣殿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外科学家。福建省漳州人。1942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1945年公费留学美国，在波士顿麻省总医院（MGH）进修麻醉学和外科学。1945年回国曾在南京中央医院外科工作，后回到他的故乡厦门，任鼓浪屿救世医院院长。1951年到大连医学院。1969年随院南迁到遵义，后任遵义医学院院长、外科主任。1983年6月患夹层动脉瘤突然破裂而辞世，年仅66岁。

我是1950年从上海考入大连医学院学习的，1955年毕业留校，做外科住院医师。当时我院尚无麻醉专科医师，在手术室内有一间麻醉办公室，只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麻醉护士（虞月娥主任），指导病房的外科医生担任麻醉工作。为了医院的发展，院方及外科教研室决定设立麻醉科，并决定我为第一位麻醉医师。陈教授是外科副主任，主管普外，兼管麻醉工作。陈老师当时对我的谈话内容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你现在专学麻醉了，目标应是做一名优秀的anesthesiologist(麻醉学家），不是单做一个anesthetist（麻醉师）。-ologist和-ist是绝然不同的”。在我以后从事麻醉事业的一生中，我始终记着陈老师的话，以此要求自己，勉励自己。陈老师对我说的第二点是“麻醉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国内专门书籍缺乏，又无专业杂志（当时是如此），要多借鉴外文资料”，并用他的切身体会说明外文的重要性。平时也十分关心我，督促我学习英文。在办公室，他闲聊时，常叫我朗读和翻译英文专业书刊杂志。这对我后来英语上的进步提高是密不可分的。

我从外科改学麻醉后，1956年元旦搬到手术室内的麻醉室上班，和陈老师共用一室。直到1963年大医二院建成，陈教授调任二院外科教研室主任，我们朝夕相处7年多。

陈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极严，要求每个医生对负责的病人都要了如指掌，每天的特殊检查，化验结果，查问时都要对答如流，并对病情、治疗，要有个人的判断及意见。查房时常常问得下级大夫膛目结舌，也正是这样的刨根问底，学生们受益最大。正因如此，在他的查房时，别的治疗组医生都抽空旁听，形成一个庞大的查房队伍，陈教授一人在前，其后跟着一大群各级医师，实为壮观。现在要我和他独处一室，面对面，怎能不使我十分紧张，惶惶不安。但时间久后，我才知道了陈老师在工作上是十分严格的，但在工作外却又十分和蔼可亲。我和陈老师在一起，耳濡目染，得到很大的收益。陈老师对病人，对工作都十分认真负责。每个病例，手术前都要进行细致分析，详细制定手术方案和应对措施，记录在笔记本上；术后要详细记录术中所见，处理经过和经验教训，每次记录格式划一，一边是术前，一边是术后。这个记录本就放在桌上，可能是在提示我也应这样做吧。因此下班后我独自留在办公室时常就认真拜读这些记录，仔细揣摩。陈老师的严密科学的思维，广博的学识，对病人的认真负责、关怀同情，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陈老师非常注意对年轻人写作能力的培养。记得我的第一篇论文写好后请陈老师审阅，他除了在论文的总体结构，论述观点修改外，对用词也十分注意，要求表达确切，用词简练，还要语气谦逊。这篇论文前后历时一年，修改4次，从700多例增加到千余例的总结才同意投稿，后来发表在1959年的中华外科杂志上。当时年轻人心理急躁，觉得老师要求太严格了，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认识了老师对科研的认真态度和培育的良苦用心。这一点也是我受益终生的。在后来的几十年，我又发表了一些论文，国内同行一直都有较好的评价，这些都和老师的严格要求培养成的严谨认真的写作文风是分不开的。

发表了论文，也有了更多的在全国学术会议作报告的机会，陈老师对此十分重视，要我早点按会议限定的时间，简单明了，重点突出地作发言稿准备，，特别强调论文标题的重要性，要让让听众一开始就清楚你要讲的是什么，语音要清楚，语速要恰当，要抑扬顿挫，有节奏性等等的报告技巧，甚至连上台后应站的位置，报告时指示教鞭的应用，都在设计之列。更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全国会议请他发言，但未注明发言时间为多少，陈老师竟为此做了几套不同发言时间的稿子，陈老师已是全国知名的教授，仍然如此一丝不苟，这种严肃认真的作风，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记住老师的教导，几十年来，我科一直对论文宣读十分重视并取得较好的效果，这些都是老师教育培养的结果。

陈老师对临床病情的观察十分深入细致，对处理十分认真，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和科学作风，如陈老师研究的“毕氏Ⅱ式空肠近端对大弯的胃空肠吻合术”，就是受到几例空肠近端对小弯吻合后引起空肠系膜压迫导致肠梗阻带来的启发，再经动物实验而研究出来的。陈老师认为：我们认真观察、认真对待一例，比粗枝大叶的十例得到的体会和收获要多得多。陈老师把这把这比作“以少胜多”的工作方法。根据这种思维方法，结合我院的特点，几十年来我们取得不少的成果

。在学习方法上，他告诫我们“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只有学深学透，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回想这一段时间和陈老师在一间办公室，朝夕相处，他的勤奋努力、科学态度、思维活跃、严格的作风，身教言教，给我树立了榜样，是我进步最快，最好的几年。回忆起来，令我十分留恋，对老师充满了感恩之情。

80年代初，大连医学院要复办。陈老师不留恋海滨城市，矢志扎根贵州。我知道他很希望我也留下来，但他从不进行什么“动员”。他只是对我说“不要勉强别人，各人有各人的情况”。后来根据两省两校的协议，我留下暂时帮忙，他知道后很高兴，希望我能在遵义期间培养人才，建立一个有较好基础的麻醉科。经过6-7年后，我终于决心留下来在遵义工作时，敬爱的陈老师已经不在了。我真应该早下决心，要是陈老师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我遵循陈老师的遗愿，努力工作学习，努力为遵医的发展尽到自己的微力。

去年，有机会到陈老师半个世纪前学习进修过的美国麻省总医院。参观了在现代麻醉学发展上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乙醚楼（Ether Dome）。1953年陈老师给我们50级上麻醉课时讲述过他参观这Ether Dome的情景，日月飞逝，转眼已是50多年前的事了，人间沧桑，往事烟云，让人不胜感慨。

陈老师在美国进修时，师从当时著名的麻醉学家Lundy教授。Lundy教授刚出版一本麻醉专著“Intravenous Anesthesia（静脉麻醉）“，曾赠陈老师做纪念。1956年我开始做麻醉工作，大概在1960年吧，陈老师把这本书送给了我。这是一份寄托着老师对我们殷切期望的珍贵的书，我们一定要把这精神传下去。

陈荣殿教授是我最敬爱的、对我这一生有重大影响的老师，他让我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竞竞业业地学习和工作，我一直牢记在心，并且不断的影响与感染着后人。我虽现已年高，但一定还要继承老师的遗志，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第二故乡-贵州、为我们的学校-遵义医学院尽到自己的力量。